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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出处:http://paper.people.com.cn/smsb/html/2012-03/20/content_1022872.htm?div=-1

受访专家：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纪检主任 班雁萍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丁洁
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儿科主任、世界中医联合会儿科专业理事 肖和印教授
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教授；北京儿童医院宣传中心主任 侯晓菊
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主任 崔红

上医院看病，如果挂号排长队、走廊里人头攒动、厕所肮脏不堪已经让你苦不堪言，那么到了儿童专科医院也许会感觉“苦上加苦”。这一切不便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孩子哭闹声、家长训斥声，医护呼喊声，让种种焦急、困扰、愤怒都交缠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。与孩子看病难相对应的，是儿科医生的日渐匮乏。干儿科累、没前途、风险大，成为许多临床工作者“躲避”儿科的三大原因。孩子看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？《生命时报》记者到年门诊量近200万人次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实地感受了一番。

候诊大厅坐满面带泪痕的输液孩子

3月14日上午8点左右，记者来到位于日坛附近的首都儿研所时，送孩子看病的车辆已经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。门诊大厅里，几个挂号窗口密密麻麻排满了人。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挂号，孩子的哭闹声、喊叫声，让整个门诊大厅显得纷乱喧哗。在一层的挂号大厅，挂号窗口与交费、取药窗口挤在一起，人们需要在人群中穿插办理不同的手续，很不方便。

在首都儿研所，最能体现医疗服务设施“紧张”的地方就是输液室。记者走进位于一层右侧的急诊和输液室，在医院售卖商品的专柜对面，几十个本属于候诊室的椅子上坐满了正在输液的孩子和等待的家长，孩子们大多面带泪痕、七扭八歪地坐着，有的家长则一边喂孩子吃东西，一边自己吃着饭，空气中混杂着食物和消毒水的味道。不同于输液室的是，这里输液的“工具”有些特殊，孩子们的输液包不是绑在屋顶垂下来的绳子上，就是挂在临时贴在墙上的挂钩上，有些孩子甚至连这些“工具”都轮不上，只能由家长手举着输液包。一位家长对记者说：“你看这环境，吃饭的就不说了，那边的孩子，直接在垃圾桶里大小便呢！”记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看到就在侧门旁边的一个垃圾桶边上，一位家长正在把着孩子“如厕”，而在他旁边不到一米的距离，就躺着正在输液的孩子。

转身拐进医院“正宗”的输液室，分诊台边上站满了正在等待的家长，往前走十几步，就是给孩子扎针输液的诊台。“169号！169号在吗？”，伴随着医生的叫号声和孩子大声地哭喊，四个护士正在马不停蹄地给孩子扎针输液，有的孩子因为太小只能扎头皮针，护士们正拿着棕色的剃刀给孩子剃发。因为人数太多，他们根本无暇更换刀片，每用完一次就放进旁边的消毒液中泡一下接着用。记者粗略地算了算，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，四个诊台就有将近十几个孩子完成了扎针过程。

扎上针的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四处找座位，此时不到3米的过道显得有些狭窄，大多数人在寻座未果后只能去了门口的候诊厅。记者发现，几个正规的输液室都是超负荷状态，在十几平米的房间内摆了十几把椅子，上面满满当当地坐着正在输液的孩子，家长则在这不宽敞的空间中找地方站着。输液室并不算透气，人流的温度也让这里比外面明显高了一两度，湿热的气流让人感到难受。

对于医院的就医环境，不少家长会有些微词，“厕所的环境是最差的，孩子都不乐意去”，有的家长甚至在来医院前就让孩子穿上了纸尿裤。记者为此分别去了医院中不同楼层的厕所，虽然没有排队现象，地上也没有那么脏，但里面的气味确实有些让人难受。

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李女士算得上是儿研所的“常客”，只要孩子一生病就会来儿研所医治，她告诉记者：“这里地方小人又太多，医疗资源太有限，排队几十分钟挂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，因为都是给孩子看病心切，有时候排着排着就有家长开始争吵甚至动手。就算多花钱挂个特需门诊，也得等几个小时，真是着急都没有办法。”部分医护人员态度冷漠也让一些家长很无奈。一位刚带孩子去皮肤科看完病的王女士表示：“我觉得有的医生和护士没有耐心，挺冷漠的。问护士啥时候排到，但她就冷冷地回答‘等着吧，不知道，按着号叫。’，我们好不容易等了将近两小时终于看上了，可医生没跟我们说几句话就开药叫下一个，家长就是担心孩子，想多跟医生聊聊，这样的回答真让我觉得有些心寒。”

200余名医生，一年看189万门诊

面对患者种种抱怨与不满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纪检主任班雁萍起初并不愿意解释：“我们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但这和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有关。”这个“大环境”是中国所有医院都面临的两难处境，它浓缩在儿研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医疗机构里，由于轻易难以改变，所以他们只能以“无奈”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接受。

3月14日，记者在儿研所内科专家诊室里看到，这可能是所有医院里工作环境最差的地方：孩子此起彼伏的哭声、家长连珠炮一样焦急的提问，让诊室里从早到晚沸腾着至少80分贝的噪音。每个医生的工作都紧张得像打仗，平均每３分钟看一个患儿：“怎么不舒服？有痰吗？咳嗽吗？发烧吗？流鼻涕吗？”一边问一边诊断，一边在电脑上打处方，一边写病历，一边回答家长的提问，还要时不时地提醒“您别在这打手机”、“请您只留一个家长，其余的去外面等待”。2小时内，这些话至少被重复了46次，只要少说一次，十几平方米的诊室马上就会被随意走进来的家长挤得水泄不通……

班雁萍说：“我们医院只有200多名医生，但他们去年所看的门诊量是189万，这个数字以每年10%—15%的速度递增，平均每个医生看病人的数量在全北京市排第一。”支撑这个“第一”的，是每个医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。“医院设计的门诊量只有每天2000—3000人次，但现在每天6000人次是常态，经常能达到7000人次甚至更多。为了看完这些门诊，我们的很多医生中午不吃饭或拖到下午草草地吃几口，白天看病从来不敢喝水以免上厕所，很多医生护士有咽炎，说话说得太多，嗓子经常是哑的。他们没有正常的下班时间，长年不休假，病房门诊连轴转，有了病不敢休息。每年体检，都有医生查出恶性肿瘤。”

再累的工作医生和护士都可以承受，但班雁萍觉得，最让人伤心的是医患之间由于不理解所形成的巨大鸿沟。“我们很多大夫、护士都挨过家长的打。一个给孩子输液的护士，晚上接班后扎了90多个孩子都是‘一针见血’，只有一个孩子，因为家长没扶好，一针没扎进去，这时家长上来就打。我当时对那位家长说：‘如果这护士是您的女儿，您怎么想？您会舍得让她受这样的委屈吗？还会对她要求这么苛刻吗？’”

超强压力与过劳状态背后，是在医生这个群体中几乎处于“底层”的薪酬水平。班雁萍说：“儿童医院有自身的特点，孩子看病大部分是感冒发烧患者，一些简单如血常规检查等就能明确诊断，不像成人疾病复杂，辅助检查多，所以医院收入的含金量也相对低。高压力、低待遇、超负荷，导致现有的医生队伍不断流失。”

对于那些针对医院设施的指责，班雁萍回答：“我知道我们的厕所有味，也知道门诊很挤，但每天这里孩子哭、大人闹，一个孩子来看病，常跟着五六个家长，有的除了父母、爷爷奶奶，还带着保姆、司机。有些家长让孩子随地大小便，保洁人员根本忙不过来。我们也想建新的门诊大楼，给患者一个宽敞、干净的环境。”

目前，儿研所实行了错峰门诊，尽量保证每个看病高峰期都有足够的大夫在岗上；每到患者就诊高峰期，所有行政人员都要到门诊疏散病人；一些专家门诊已经延长到了晚上9点半……班雁萍说：“我们不能抱怨，抱怨解决不了问题，只能在目前困难的条件下，尽量挖掘自身的潜力，克服困难，帮患者解决更多的问题。”

儿科困境的解决之道

儿研所的问题，折射出中国儿科面临的特殊困境：工作环境极差、医生超负荷工作、承受来自患儿整个家庭的压力、收入低下、人员流失严重、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诸多不理解……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儿科主任、世界中医联合会儿科专业理事肖和印教授曾告诉记者，干了20多年儿科的他，如今只落得个“穷清高”的称号。他和同事经常自嘲：干儿科的不如医院发报纸、开电梯的，因为他们能拿到医院的平均奖，但儿科完不成任务就拿不到；干儿科的不如给人捏脚丫的，因为他们捏一个小时能挣100块钱，但儿科给孩子推拿捏脊半个小时30块钱。“因为儿科不挣钱，20个孩子的住院费用，抵不上成人科室一个病人的费用。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儿科主任王素梅教授也曾告诉记者，奖金靠的是检查、治疗的费用，成人一天拍片子无数，但儿科不一样，我们尽量不给孩子拍片子，万不得已才拍一张。检查治疗费少了，大家的奖金自然就少。

当家长们抱怨看病拥挤、儿科医生少的时候，却不知道，这些年来儿科患者数量成倍增加，但医生数量却没有增加，甚至出现减少的趋势，很多医院陷入“没人愿意干儿科”的尴尬境地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教授说，十几年来，她们医院的医生编制一直停留在700多人，没什么变化。“起码医学院毕业前三名都不愿选儿科，我们有4个儿科大夫培养基地，目前没有一个能招满的。”新人不愿来，原有的人才又流失厉害。王素梅说：“我以前在东直门医院，那里的儿科大夫最多的时候31个人，后来慢慢缩减到8个人，再后来病房也撤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建起来。”有统计数字显示，每千名儿童中，美国拥有1.36名儿科医生，而我国仅有0.23名。比照发达国家标准，我国至少还缺20万名儿科医生。

但儿科医生的培养又岂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北京儿童医院宣传中心主任侯晓菊说：“儿科并非成人科室的翻版，它对医生有着更高的要求。就拿心脏手术来说，孩子的心脏就像小核桃一样，皮肤也特别嫩，给他们做手术，要求医生的技术水平更高，也更加细心。都说儿科是‘哑科’，孩子不会表达，医生必须从他们的哭声和表情里，判断疼痛的程度，这些都需要专门的技术。”

如何才是儿科困境的解决之道？专家们建议，一是政府应加大投入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郑珊几乎每年都要提交提案，希望国家加大对儿科和儿童医院的投资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系副主任钮文异也指出，国家目前专门针对14岁以下儿童开设的医院确实不足，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，政府应适当加大投入增建儿童医院。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则建议，可以适当提高儿科和儿童医院的收费，弥补财政上的不足。

二是综合性医院不能把儿科的收入与绩效挂钩，以此决定儿科医生的薪酬。王拥军说：“一个医院里，总会有些科室赚钱，有些赔钱，但赔钱的科室并不意味着不重要。”目前北京市医管局直属的22个二、三甲医院，都要求不能把科室收入和绩效挂钩。

第三，健全培养机制。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说，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儿童专科医师及亚专科医师的培训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认为，除了在有基础的院校恢复儿科，还应鼓励更多非儿科专业的医生投身儿科工作。

第四，家长避免带孩子扎堆到大医院看病。《京华时报》一项调查曾显示，首都儿研所、友谊医院儿科等多家医院庞大的门诊人群中，感冒、发热、腹泻等常见病的比例占到近七成，仅有三成左右是真正需要专家诊断的疑难杂症。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崔红曾对媒体表示，患儿的扎堆就诊不仅会影响医疗资源的分布，而且可能造成院内感染。

“我们期待媒体的呼吁能帮我们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。”班雁萍说，即使不能，仍然坚守在儿科岗位上的这些人也会坚持干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