育儿教育与服务   小儿推拿领导品牌

文章出处:http://paper.people.com.cn/smsb/html/2010-12/07/content_692002.htm

医学指导：首都儿研所内科副主任医师 牟京辉；北京儿童医院宣传中心主任 侯晓菊

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 郑珊教授

这可能是医院里工作环境最差的一个科室：孩子此起彼伏的哭声、家长连珠炮一样焦急的提问，让诊室里从早到晚沸腾着至少有80分贝的噪音。满满当当的办公桌上，摆着电脑、打印机、听诊器、压舌板、一堆堆的处方和病历……唯独没有一个水杯。他们的工作紧张得像打仗一样，平均每３分钟看一个患儿：“怎么不舒服？有痰吗？咳嗽吗？发烧吗？流鼻涕吗？”一个个问题抛出去，一边迅速地对家长的回答作出判断，一边在电脑上打处方，一边写病历，一边回答家长的提问，还要时不时地提醒“您别在这打手机”、“请您只留一个家长，其余的去外面等待”。只要少说一次，十几平方米的诊室就会马上被随意走进来的家长挤得水泄不通……

2010年12月1日上午，《生命时报》记者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内科专家2诊室里，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。在这里出诊的，是首都儿研所内科副主任医师牟京辉。从早晨8点30分一直到中午12点30分，整整4个小时里，她忙得没喝过一口水，没上过一次厕所。一共站起来过两次，一次是让患者躺到床上做检查，一次是走到门口叫一个久等不来的患者。在所有“看病难”的问题里，儿童看病难最让人揪心，但就在家长们怕委屈了孩子，因此担心、抱怨医生的同时，医生们也是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诉。现实中，又有多少患儿和家长了解他们真实的工作状况呢？

“请到诊室外等候”，2小时内重复了46次

上午10点04分，当说到第43次“你们不要堵在门口，到诊室外等候”时，坐在牟京辉对面的主任医师陈大坤终于有点火了。这句话在２个小时里被医生们重复了46次。“门就那么大，都堵在门口，你们让其他人还怎么进来？”半屋子的人开始像退潮一样，呼啦啦地向门外涌去，但依旧像面墙一样，紧挨着门口堵了个严严实实。“李思齐……”牟京辉开始叫下一个患儿，声音略显疲惫。“来了来了”，三个家长抱着孩子一起冲进来。“留一个能说清楚的，其余的到外面等着。”“不行啊，她一个人说不清楚。”两个家长不情不愿地往后退了两步。“发烧吗？最高多少？”抱着孩子的母亲刚刚说了句“38度5”，门口的父亲立刻探进头来大声地纠正：“38度７！”又有一个家长旁若无人地走进来翻看桌上的病历。“您干嘛呢？”陈大坤大声地询问。“我看看还有几个才轮到我。”家长讪讪地退了出去。一会儿，又进来一个请求加号的，陈大坤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不是我不给您加，您看我这门口那么多人等着，实在是没法再加了。”

从8点30分到11点30分，牟京辉一共看了40个病人，她每周出两到三个半天的专家门诊，周末还要不定期地加班出门诊。“这已经比楼下普通门诊的大夫强多了，他们平均一天要看100多个病人，周末基本不休息。”

儿科大夫人手紧张早已不是什么新闻。统计数字显示，每千名儿童中，美国拥有1.36名儿科医生，而我国仅有0.23名。比照发达国家标准，我国至少还缺20万名儿科医生。北京儿童医院宣传中心主任侯晓菊告诉记者，2000年，该院的年接诊量是117万人次，到了去年，已经猛增到一年220多万。病人不断增加，医护人员却没增加多少，缺人始终是最大的问题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教授也告诉记者，她们医院现在每天门急诊量大概在7000多人次，早已超出了建院时4000人次门急诊量的设计。

诊室不够、医生不够，是不少儿科医院面临的紧迫问题。郑珊说，十几年来，她们的医生编制一直停留在700多人，没什么变化。招不来人是最大的问题。“起码医学院毕业前三名都不愿选儿科，我们有4个儿科大夫培养基地，目前没有一个能招满的。”新人不愿来，原有的人才又流失厉害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儿科主任王素梅教授说：“我以前在东直门医院，那里的儿科大夫最多的时候３１个人，后来慢慢缩减到８个人，后来病房也撤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再建起来。”

“给孩子看病，承担的是来自整个家庭的压力”

在牟京辉诊室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，记者就被大人孩子的叫嚷声折磨得头昏脑涨、烦躁无比。“我都已经麻木了。”牟京辉说，这种声音她听了19年。11点14分，一个患儿的家长要求她给孩子开两到三天的点滴，方便拿回去在家门口的小诊所打。牟京辉坚决拒绝了，因为按照医院规定，第二天的药要等第二天来挂号看过才能开。磨了几句无效，家长急得脱口而出：“敢情这不是你家孩子，要是你的孩子病了，你会这样吗？”这话让牟京辉格外伤心：“不是我故意不给她开，小孩的病变化特别快，第二天的药必须等我们看过了才能判断能不能接着打。”

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，郑珊也深有同感：“给成人看病和给孩子看病完全不一样，为成人看好病，他们是心存感激的。但很多家长因为不忍心孩子受苦，对大夫总是不满意。每个家庭孩子的地位都是无与伦比的，所以儿科医生要承担的，是来自整个家庭的压力。”

儿科医生的辛苦一点也不比别的科室医生少。牟京辉说，她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过过一个周末，每年攒下的假期，也从来没休过。侯晓菊告诉记者，由于人手紧张，北京儿童医院不少六七十岁的老大夫至今还在坚持出门诊。年轻的大夫，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才能吃上午饭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他们一年里有半年在上夜班。有一年院里体检，仅急诊室护士出现心率失常的就占了一半。因为太累，下班后没有一个医生能马上回家，都要在值班室里休息一下才能走。

可论起待遇，王素梅认为，儿科是整个医院里最不赚钱的一个科室，儿科医生的奖金也是所有医生中最少的。“奖金靠的是检查、治疗的费用，心内科插个导管就几万块，我们给孩子捏脊，捏十多分钟才２０多块钱，还要上交医院5.５块钱。其他科室给成人检查，一天里拍的片子无数，但儿科不一样，我们尽量不给孩子拍片子，万不得已才拍一张。检查治疗费少了，大家的奖金自然就少。”

儿科不是成人科室的翻版

11点30分，在首都儿研所的输液室里，充斥着孩子的啼哭声和家长的安抚声。记者看到，年龄大些的孩子一般会在家长的照顾下坐在操作台旁，伸出小手让护士扎针。而年龄稍小不会配合的孩子，就会躺在输液室的床上，至少由三名大人压住孩子，再由护士在孩子头部寻找血管。“给孩子输液比给大人输液困难多了，遇到孩子哭闹，扎三四次针都很常见。”一位护士这样说道，“还有一些孩子在输液过程中哭闹，造成针头漏液，这样就需要再重新扎。”

“事实上，培养一个儿科大夫，至少需要７年，儿科并非成人科室的翻版，它对医生有着更高的要求。”侯晓菊说，就拿心脏手术来说，孩子的心脏就像小核桃一样，皮肤也特别嫩，给他们做手术，要求医生的技术水平更高，也更加细心。都说儿科是“哑科”，孩子不会表达，医生必须从他们的哭声和表情里，判断疼痛的程度，这些都需要专门的技术。

“国家应该提高对儿科发展的重视”，郑珊说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她每年几乎都要提交这样的提案，希望国家加大投资。比如，儿童医院的门诊大楼就应该比综合医院投资更多。因为孩子来看病，至少２个人陪，孩子的吃喝拉撒是否方便，在建门诊大楼时都应考虑到。另外，儿童医院的就诊费用应相应提高。比如给孩子输液，一般三四针才能打进去，浪费的针头特别多。“增加的这部分钱不应由家长来出，而应该由国家对医院进行补贴。”

侯晓菊则表示，医院已经站在患者的角度，做出了一些改变。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几年前出国，看到国外儿科医生和护士拿起孩子的脚丫就亲，深有感触，回来就推广了“亲亲孩子的小脚丫”活动，希望给患儿更多的爱。

“在儿科医生和家长之间，都应该有一颗感恩之心，而不是互相怀有戒备心理。”郑珊最后呼吁。